冰心是应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之邀回到湖光塔影的燕园任教的，吴文藻则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直到1929年2月回国。三年间，两颗挚恋的心只把思念写满鸿雁，情爱反因分别变得更真，更纯，更成熟。回来的当晚，吴文藻就按西俗，将一枚精致的钻戒送给冰心，希望她戴上。冰心让文藻先别急。冰心的家此时已搬往上海。两人遂乘车南下，在最后征得父母的同意后，冰心才戴上了那枚随文藻漂洋归来的钻戒。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临湖轩是冰心起好名，请胡适书写的。婚礼由司徒雷登主持。洞房选在清幽的西山大觉寺。暑假，新婚夫妇南下省亲，冰心的父母在上海，文藻的父母在家乡江阴又各为他们置办了婚宴。

重返北平，冰心和文藻住进了整修好的燕南园60号小楼，两人终于有了自己温馨的家，完全沉浸在事业与爱情同步发展的欢乐颂中。

母亲的病故，令冰心顿感人生极短，生前应尝尽温柔，“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这情爱之杯，我要满满的斟，满满的饮。……人生本质是痛苦，痛苦之源，乃是爱情过重。但是我们仍不能饮鸩止渴，仍从人生痛苦之爱情中求慰安。何等的痴愚呵，何等的矛盾呵！”最宝爱的母亲葬在九泉之下了，只有文藻是她的幻梦。

文藻在燕大社会学的讲坛上实现着他“社会学中国化”的梦想。任教一年后，他即被聘为教授，随后不久出任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安然过上了书呆子生活。三个孩子相继出世，纤弱的冰心撑起一个家，她要教书、写作，同时又要做“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海伦•斯诺称他俩是“中国青年婚姻的楷模”。

冰心和文藻属于情趣相投、性格特点互为补充的那类夫妻。他们思想彻底，感情浓密，意志坚强，爱情专一，不轻易地爱一个人，如果爱上了，即永久不变。他们追求不朽的爱，因为爱是人格不朽生命永延的源泉。不朽是宗教的精神，人世间没有比爱更崇高的宗教。在他们眼里，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等等之间。”

冰心与文藻的琴瑟和鸣产生出强大的亲和力，燕南园60号小楼是三个孩子健康成长的伊甸园，也是各方朋友的沙龙。时间久了，两人各自的同学、学生或朋友都成了共同的知己，像巴金、、沙汀、顾一樵、梁实秋、孙立人、潘光旦、费孝通、雷洁琼、郭绍虞、俞平伯、郑振铎、钱玄同等。

“七七事变”以后，燕大的旗杆上飘起了星条旗，这是司徒雷登的一番苦心，试图在战争的阴云下保留一片圣洁和宁静。但日军的炮火击碎了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两人无法让深厚的民族感情在国家危难关头去接受星条旗的庇护。

惜别北平的日子临近了，司徒雷登感伤地叮嘱他们路上小心，并随时等着他们重返燕大任教。最后，他动情地说：“孩子，临湖轩是你们的家，燕园就是你们的家。”

别了，苦恋的北平！别了，死去的北平！冰心抑制住酸楚的泪，随吴文藻远赴昆明云南大学，筹建社会学系，继续实践他“社会学中国化”的计划。吴文藻在云南期间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称誉。

冰心将他们安在昆明近郊一祠堂里的家起名“默庐”，家庭的一切开支全由文藻一人撑。这时的冰心越来越佩服这位“傻姑爷”，他“很稳，很乐观，好像一头牛，低头苦干，不像我的sentimental（多愁善感）。”

1940年冬，冰心、文藻到了重庆，先蛰居在顾一樵的“嘉庐”，不久即搬入歌乐山中的“潜庐”。吴文藻进入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想以从政的便利追求他“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冰心也当过一阵子女参政员和联合妇女抗日“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抗日工作。“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凉，我们沉默地负起了时代的使命。”

吴文藻正是在此时提出了建立“边政学”的理论命题，冰心也在重庆的“忙”与“挤”中写出《关于女人》的名作。后来冰心辞去政职，幽居歌乐山中专事写作。为了节省开销，她还在“潜庐”门口种了南瓜。他们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都抱怨没肉吃，却从来不亏待上山来的朋友们。难怪冰心常要嘲笑文藻是“朋友第一，书第二，女儿第三，儿子第四，太太第五。”

6、

诗人，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乐，

也是事实中最深的失望。——（《繁星•二七》）

抗战胜利后，冰心和文藻回到北平，最先去看的是燕南图60号小楼。他们八年前的家，现时已是一片狼藉，文藻存放在阁楼上的几十盒笔记、教材、日记本、在美时与冰心长达六年的通信，早已荡然无存。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军就占领了燕京大学，燕园住满了宪兵，文藻的书房竟变成了拷问教授的刑室。但令他们高兴的是，见到了劫后余生的司徒雷登。冰心答应，要将他的经历写下来。

不久，冰心和文藻随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前往东京，他们一心想的是为战后的国家和民族争取权利与地位，呼唤世界和平，要人们用爱与同情，用基督伟大的爱心和博爱精神去疗救战争给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他（耶稣）憎恨一切以人民为对象的暴力，但对于自己所身受的凌虐毒害，却以宽容伟大的话语祷告着说‘愿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1951年，冰心、文藻辗转回到北京。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新气象。周恩来安排他们住在崇文门内洋溢的一所四合院。冰心脱下穿了几十年的旗袍，改穿列宁装；文藻也由西装变成中山装，认真阅读毛泽东著作，以求在新社会更好地发挥他的学术专长。冰心很快就与新社会的文艺方针合拍，表示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文藻却面临着一种尴尬，所有的大学都取消了社会学系，而由政治学替代。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开始了民族学研究。

不久，他们住进了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一个仅有三居室的单元房。但他们没有丝毫的抱怨，冰心由衷地感到“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幸福与骄傲。”她一点不留恋燕南园60号小楼的温馨日子。相反，她在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时，把燕京大学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中最“出色”的一个，它用湖光塔影的“世外桃源”迷惑中国的教授和学生，加深了其超政治、超阶级的错误思想，安于骄奢逸乐的美国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