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交汇堪称激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没有开放的心态，但同时也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质，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我认为传统“中”“和”思想就是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不弃的一种文化特质。促进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中”“和”思维，维护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中”“和”思维。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矛盾总是普遍存在的，但消灭矛盾的出路是“和”而非“仇”,“和”是在更高的精神价值指引下对矛盾的综合和“解释”。这当中蕴含的中华文化高境界的智慧，也是辩证法的一种体现。其实，转型期的中国方方面面都亟须“中”“和”思想的指引，无论是“身心合一”的追求，还是人与人的和善相处，无论是家庭的和睦，还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都可以从“中”“和”思想中得到启示、汲取营养。

      6 “中”“和”不等于无原则的折中。“中”“和”思想与湖南精神并不冲突

    湖南日报：不可否认，“中”“和”思想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的负面作用。特别在一些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中”“和”乃至“中庸”被理解为无原则的折中主义，甚至成为懦怯投降的代名词。这是不是说，“中”“和”思想与我们应有的斗争精神有冲突呢？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应该怎样对“中”“和”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或者科学地扬弃？

    文选德：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一下。第一：真正的“中和”不是调和，“中庸”也不是平庸，“执中”更不是折中。在历史上起过负面作用的是“折中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和”思想；第二：真正的“中”“和”思想是不排除“矛盾”、“对立”和“斗争”的，“执两用中”之“用”和“致中和”之“致”，其中就包含了“对立”和“斗争”的意思。“中”与“和”，只不过是在质量互变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的“统一”与“平衡”状态。所以，“中”“和”思想与我们应有的斗争精神并不冲突。

    “中”“和”思想在历史上曾被等同为折中主义，主要是源于人们对“中庸之道”的误解。“中庸之道”，从文字上解释，就是“用中之道”，在《中庸》等先秦文本中，“中”具有最高精神价值的含义，即“天下之大本”，那么“中庸之道”就是以最高的精神价值为指导处理日常事务，简单来说，也就是坚持原则、坚持理想。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人们有时将“中庸之道”理解为无原则的折中主义，但事实上“中庸之道”恰恰是有原则的，这就是造成误解、误读的原因。实际上早在宋代，苏东坡就对这种误读、误解的现象有所察觉，他撰写了三篇《中庸论》，对“中庸之道”重新进行解释。根据苏东坡的解释，“中庸之道”不但不是折中主义，而且还是对理想、原则的无条件坚持，“中”就是最高的道义和原则。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折中主义”的“中庸之道”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鲁迅就曾经集中批判过这种以懦怯投降为光荣的“中庸之道”。这种批判是十分必要的。但折中主义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我们要分清这里的区别。

    再谈谈“中”“和”思想与斗争精神。就说我们湖南和湖南人吧，人们只要一提起湖南，就很难不联想到他们在近百年反侵略、反压迫历史上的突出表现，很难不联想到战争和革命。湖南人给人最深的印象似乎就是好斗、善斗。伟人毛泽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至理名言，往往成为人们论证湖南人好斗、善斗的最佳注解。由此许多人得出结论：湖南、湖南人不喜欢“中”“和”，不崇尚“中”“和”。其实这是对湖南和湖南人的误读。因为真正的“中”“和”思想从不无原则地排斥“斗”，按照苏东坡“中”就是对理想、原则的无条件坚持的观点，湖南人“敢为天下先、踔厉敢死、舍生取义”，就是对道义和原则的坚持，况且我们湖南人总是笃实无我，心忧天下，多有包容，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再者而言，“斗”与“和”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和”，绝非一潭死水毫无生机的静态之“和”，而是充满斗争充满活力的动态之“和”。“斗”作为一种手段，从来都是为了达到“和”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湖南和湖南人应该为自己具备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感到自豪和荣光。当然，我们崇尚继承的是坚持道义和原则的“斗”，而不是无道义、无原则的“斗”，那是与“中”“和”理念大相径庭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们坚决反对、摈弃的。

 7  深入进行“中”“和”思想研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湖南日报：您的谈话，对我很有启发。那么，课题“结题”了，是意味着“中”“和”思想研究结束了？还是标志着新的开始？ 

    文选德：对于“中”“和”思想的研究肯定还要深入进行下去。具体我有一些想法。一是系统推进“中和学”的学科化。曾经有专家提出建立“中和学”，并使之学科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希望能成为现实。二是希望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论述，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期和主要特点的科学阐释，更是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路径。我想，作为文化大省的我们，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尽快写出《中国传统文化读本》或《中国传统文化史稿》，进而出版《中国传统文化》丛书。我相信，敢为人先的湖南理论工作者，一定会不负众望，早出成果，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