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猪比人享福，人比猪辛苦。”吴墩义站在他的猪场里，指着猪圈里一排排埋头吃食的猪对我说。“我的奋斗目标是500万，然后——”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就周游世界。”

我接着他的话说，“按你目前的大小生猪头数和市场价格来算，你已是身价百万啦，该是最幸福的人，为啥还说没猪幸福？”

他马上说，“农村有句话说，家有千万活嘴的不算。活猪是不能算作财产的，实际上能证明我财产的只有猪舍和两间砖房。如果哪天老天爷来个猪流感，百万就是打水漂的石子，沉到河底都听不到响声。”

但我还是从他的口气里听出了一丝得意。

他继续说，“您知道我上学不中，小学毕业后，我就弄了这个养猪场，先借了亲戚们30万，后来又在信用社贷款了70万，费尽心机弄到现在这个规模，可滨叔您不知道，这行真不是人干的，我五六年都没回过村里的老宅了。”

他苦笑着看着我，“再说句不怕您笑话的，我伺候它们比伺候我爹娘都用心。”

接着话题一转，“这两年生猪价格猛跌，眼看着就要赔本，我听说您从郑州回来了，就请您来参观下猪场，心里有个数，您在郑州恁长时间啦，动用下您的关系，跟肉联厂介绍介绍，或是在大超市里设几个摊位，卖我的猪肉。”

吴墩义从辈份上说是我的表侄，年龄相差无几，小时在农村一起生活过几年，感情深厚。平时各忙各的，联系不多。2006年夏天，我从郑州回温县探亲，他骑电动车把我从老家载到猪场，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他的用意。

2

从猪舍出来，来到他那两间凌乱的房里。房里到处堆放着猪饲料袋子，只在一张双人床可以坐人，床上凌乱地放着被子和衣服，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吴墩义叫我去猪场喝了一瓶白酒，我喝得有点高，就宿在了他家。

凌晨两点的时候，乱哄哄地吵嚷声把我惊醒。吴墩义说，母猪要生崽了，得接生。我听了忙爬起身，随他走到猪圈外的一间砖房里，一头母猪正躺地上吭哧，身下垫着一床棉被。空调调到了18度以下。

在等待生崽时，吴墩义说起来，“母猪生崽是养猪场的头等大事，自己不养小猪崽，就得花大价钱去买。我这里有90多头母猪，3头公猪，公猪不仅给自己场里的母猪配种，还给别的猪场配种，配一回咱都要收一定的费用，但很辛苦。”

“有一回，我拉一头种猪去祥云镇给另一个猪场配种，结果半路上猪从车上跳了下来，我撵着它跑了几十里路都没撵上，怕把别人家的庄稼给糟蹋了，忙报了警，派出所出警后，逮了半天才逮住，晚上请他们吃饭都花了500多块。”

正说着，兽医说开始生了，吴墩义忙起身走上去蹲在猪前，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个血红的小猪崽。满屋的腥臭味让我难以忍受，我走出屋，决定在院里等待。直到天色完全大亮，他们才从屋里出来，疲惫地坐在院里休息。

兽医准备离开时，门外来了辆防疫站的车，从车上跳下三个穿着防疫制服的人，说要对猪场进行卫生防疫检查。

侄媳妇赶紧做鸡蛋茶，热情有加，同时对吴墩义低声说快准备三个红包，吴墩义问我带钱没，先借600块打发他们走，要不然罚起来吃不消。我忙掏了钱递给他，他又递给了媳妇，侄媳妇热情地陪着那三个防疫站的人进了猪舍。

不到20分钟，三个人从里头出来，边走边说，“这次卫生防疫做得不错，以后继续保持。”侄媳妇在后面附和，“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专家来指导，非常感谢。”

当那三人开车离去后，侄媳妇瞬间变了脸色，“一帮土匪强盗，就知道搂钱，呸。”

不久我回到郑州，找了朋友帮忙，但不得要领，一直没能帮他把他的猪肉打入市场。

2007年冬天，我再次来到吴墩义的养猪场。一进了大门，我就感到气氛有点沉重。猪舍里吴墩义和他媳妇正在跟人讨价还价，地上躺着几十头死猪。

我问咋回事？吴墩义用温县土语故作轻松地骂了句，“狗逼掰（叹词）。眼看300万就要走到卡上了，还是没躲过这场疫情，七八年的努力被这一夜的猪发烧都打到土里寻不着了，连我那90多头的种母猪都死了。”

“得的啥病呀？恁严重，说死一起死？”

“猪发烧，温县的兽医，焦作和省里来了好几个高级兽医，都没诊断出是啥瘟，更不用说治病了，只能眼看着猪们一个个死去……”说着，他抽泣了一下。

我问，“今后咋办？”

吴墩义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拿猪头敬神！俺爸说以前就是没敬神才犯了凶煞，得诚心诚意地敬神。我准备把养猪场改成养鸡场，鸡泼皮，不易生病，我计划着先养1万只摸摸道，我只熟悉养殖业。不干怎么办，信用社的70万贷款光还利息了，本金一分还没还呢，幸好亲戚们的30来万刚还完。”

那天，吴墩义用三个猪头和香蕉蛋糕牛肉等18个菜摆了一方桌，点了1万响的鞭炮，又朝桌上的关老爷三叩九拜。关老爷眉头微皱，烟雾缭绕中的吴墩义亦然。

3

我再回温县已是2009年春节。大年初六那天，我去养鸡场找他，刚走到大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鸡屎臭味，我硬着头皮进去叫吴墩义，他应声而出。

养鸡场里，他指着那群吃着饲料的鸡，“这是清远麻鸡，人吃了它的肉，对心脑血管好。我已跑遍了全县的卤肉烧鸡店，准备给他们常年供应生鸡，已经答应了，现在就差签合同了。”

说着我们走进第二个小园子，“这是坝上长尾鸡，产蛋量高，主要靠它卖蛋。”我们又往前走进第三个园子，“这个是边鸡，也叫右玉鸡，蛋肉兼用……”

我问：“很专业嘛，挣钱不？”

他笑了笑，“两年来基本持平，有小赚，但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翻身做准备。我还要靠它们还信用社的贷款呢。”

一晃一年过去了，我从郑州回到温县去找吴墩义。

整个鸡场不再是去年那种封闭式的小院，而是一个通达南北的大院。侄媳妇一个人在喂一群鸡苗。

“吴墩义去哪了？”我问。

“去第三小学大门口卖烤鸡翅了。”

“不喂鸡了？”

侄媳妇的眼睛突然红了起来，“上个月禽流感，鸡苗全死了。成鸡被县里卫生防疫的人就地埋了，这群小鸡娃养在老家的院子里，才躲过一劫。”

我没敢再追问她，“那你喂吧，我去城里寻吴墩义。”

在小学门口的树荫下，吴墩义正摆着烧烤摊。那时正好是下午5点学校放学，接孩子的家长很多，不时有家长领着小孩过来要烤翅，也有稍大的高年级学生结伴过来，生意还不错。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忙碌没吭声，直到没人时他才看见我，“哟滨叔，咋站在后面学技术呢？”我说，“今天中午去鸡场找你，说你在这卖烤鸡翅呢。还有没有，给我烤10块钱的”。他笑着说，“10块3个是卖给别人的，你吃还能要钱，管饱。”

吴墩义在给我烤鸡翅时说，“今年运气不好，又遇到禽流感了，几万块钱的鸡苗无一幸免，信用社的贷款也才还了20万。想哭都没泪，所以就不哭，生命不死，就得想别的法子继续干，谁让咱运气不好哩。”

他把烤好的一个鸡翅递给我，“前些天，我从焦作那边买了1万个鸡翅，5毛一个，烤后10块3个。但这只有在学生上学或是放学时才有点生意，一上课就没人，不是长久之计。”

“养殖业看来绝对不能再沾手，我得转变思路。听发小说，到西藏高原上去修高速路很挣钱，我准备跟他们几个人一起去干两年，挣点钱先把欠债还完再说。”

我听后觉得这倒也是个出路，“只是那边海拔高，内地人去了不一定能适应，你要注意身体，不适应就赶紧回来，债可以慢慢还。”

4

那年秋天，我接到吴墩义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西藏阿里措勤县一处没人的荒原上，修筑新疆至阿里间的一级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