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间，上海的煎饼售价大致翻了3倍；房价则翻了15倍——摊煎饼的手转得再快，也赶不上房价飞涨的速度了。

23年来，山东汉子黄友良在上海的身份始终是“卖煎饼的”。这些年，他雇了员工，给沂蒙煎饼里加芝士和培根，顾客从街坊阿嬷渐渐变成走路生风的白领。可他的店面依旧在菜场巷道间不起眼的夹缝中迁徙。>>看更多精彩房价资讯

他喜欢这座城市，却从不敢将它视作归宿。黄友良刚来上海时，内环高架还孤零零地杵在空中；静安寺附近遍布低矮老楼，野猫耗子在巷道里肆无忌惮地追逐。他曾经落脚的野草疯长的大院，如今建起摩天大楼。

黄友良比很多“上海人”更熟悉这座城市。如今寸土寸金的静安寺周边，他的店铺被精致的红砖洋房和挂着英文招牌的乳白色酒吧包围。十几平方米的煎饼店是另一个世界：他像23年前一样，把一勺面糊浇在滚烫的铁板上。用木勺刮匀后，这摊面滋滋作响，冒出白烟，半分钟就变成一张煎饼。摊匀一枚鸡蛋需要10秒，铲碎一块薄脆则只需1秒。这些动作每天在店里重复1000次甚至更多。

时间在这里流淌得缓慢。柜台上贴着硕大的红底黑字，“欢迎您到俺家来用餐”。墙两边糊满了老旧海报，上面是他的家乡——沂蒙山区一座名叫“油篓”的村庄。

这座小山村被黄友良夸作“中华煎饼第一村”。没出年关的村子里，街道几无人烟。空荡荡的楼房下，鼻涕糊了一脸的3岁孩子摔倒在马路上。3位老人颤抖地抬着一箱水果，在公寓楼的阴影下慢慢地走。1400多口人的油篓村享有盛名的唯一原因，是村里近千名劳力，几乎散落在全国各地，用手摊煎饼换来家里的吃穿用度。

黄友良家是村庄第一户走出去的家庭。23年前，当这户人家背着铺盖、筷子和辣椒面登上开往上海的绿皮车时，油篓村和成千上万个村子一样，开始寻找与城市融合共生的办法。

那时的黄家人没有想到，自己身处上海和油篓的夹缝间，转眼便是20多年。

流离虽苦 却能赚到真金白银

1996年，黄友良一家刚来上海，借住在远房亲戚的棚屋里。一家人打着地铺，睁开眼就能瞅见敞开的石棉瓦，谁也睡不着。

当年年初，黄友良的父亲黄守军承包的农用车出了事故，对方一死多伤，欠下一大笔赔偿。试图东山再起的他去种红薯，地窖挖到一半就塌了，又砸死一人。黄守军跑遍全村都借不到还债用的十几万元。

当时的油篓村，每个人只能匀到三四分地。种地谋生的村民家常年没油吃，因为地里种了榨油的花生，主粮就不够用。有亲戚心疼黄家，刚送来一只羊，立刻被闻风而来的追债者牵走了。

来到上海，全家就图两件事：活下来和还债。14岁的黄友良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蹬40多分钟的三轮车，驮着比他还沉的黑煤炉，五点半赶到菜市场开摊。

姐姐黄友娥记得，有一年她重感冒，咳嗽了一宿，第二天出早摊时又遇暴风，连人带车被掀翻在坡路上。不过她没觉得疼，只心疼一地的鸡蛋、面粉。

一家人拼命赶早出摊，除了早市人多，更因为城管9点上街巡逻。那是少年时的黄友良第一次对大城市产生窒息般的恐慌感。母亲曾被城管逮住，要没收全部炊具，怎么求也没用。稚气未脱的黄友良去求饶，城管心疼孩子，才放他们一马。

后来流动摊抓得严，黄家人租了600元一月的固定摊位。刚换地方时，黄友娥摊煎饼的手不停地抖，就怕销路不好，回不了本儿。

在上海的头两年，黄友良家只能吃粗粮饼子和咸菜，摊煎饼剩的面糊都算是“好东西”。同样沪漂的邻居看见了，觉得这户人寒酸，笑话他们。黄家从此锁门吃饭。

直到2000年，他们还清了债。父亲撕掉最后一张欠条后，去银行办了张存折。黄友良记得父亲握着红本本老泪纵横，“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这玩意儿。”

流离虽苦，却能赚到真金白银。

黄家四口人没把这秘密掖着。黄守军带着上海赚得的微薄现金第一次回乡时，自家的债还没还清，亲戚都涌来借钱。理由包括生病、盖房、孩子结婚，这些家都穷得拿不出钱。当时村里有句歌谣，“油篓真奇怪，老到无人管，少到没人爱。”

黄守军回忆，当时他就想着让村里的人赚钱，都富了，找自己借钱的人就少了。他开始在村里宣扬自己在上海的经历，撺掇乡邻外出谋生。结果第一年，就有好几家同样背债的男人跟着他来了上海。

黄守军的干儿子李中运就来上海“讨生活”。他每天5点出摊，有时7点还卖不出一张饼。走投无路的他买了最便宜的毛笔和墨汁，又从垃圾箱里翻出块旧木板，上书“正宗沂蒙山杂粮煎饼，香脆甜，营养丰富，老少皆宜”，摆在摊位旁边，人气慢慢聚集。

李中运的摊位第一次有人排队那天，他收摊后去隔壁肉店割了几块钱的肥肉，回家搁上辣椒爆炒，和同村的兄弟喝了顿酒。两个大男人喝着喝着，眼泪就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