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民间笑话的笑料很多，也是时下最为流行的民间叙事类型。但是相应的研究十分少。本文从民间笑话的本质特征、民间笑话的表演特征、民间笑话的言语幽默三方面着手来论述民间笑话的机趣论。

Abstract: In the various of literature style, there are many laughingstocks in folk jokes, which is the most popular folk narrative type at present. But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are extremely few. This article will elaborate the folk joke the interest machin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olk jok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the folk jok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the folk joke spoken language humorous. 

Key words:joke humor ,performance ,conversation scene ,speech

在现代工业社会，笑话是最重要的、栩栩如生的民间叙事门类，也是民间文学范畴中唯一一种无灭绝之虞的种类[1]。民间笑话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其短小精悍、喜剧性强，既好听又好记，容易流传。在这笑话十分繁荣的时代，即使非常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难以逃脱笑话之喜剧性话语的嘲弄，笑话它包容了生活的方方面面[2]。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都可能成为可笑的事，成为可笑的内容。其中按笑话的内容和社会作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诙谐笑话、幽默笑话、讽刺笑话[3]。

民间笑话是引人发笑的民间故事，故事篇幅短小，是口头的讽刺幽默小品[4]。作为一种刺激人笑的叙事文学，强烈的喜剧性是笑话的特色。但笑并非其真实目的的终极表达，而只是它的手段而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思想感情，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不可谓不大。然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却是备受冷遇的，这实在是我国民俗学史上的悲哀。

民间笑话作为一种叙事文学，其“趣”是民间笑话得以生存的根本条件。而“风趣”与“机趣”是“趣”的两种审美形态。它们两者相互渗透、相互糅合；但两者在审美性质、审美发生、审美意味、审美情态等方面存在区别。在审美性质上，顾名思义，“风趣”主要偏重在“风”，“机趣”则主要偏重在“机”。“风趣”是人的个性的稳定的显现，“机趣”是人的个性的偶然的、随机的显现，它往往依赖于艺术灵感和具体的场景。“风趣”是一种使人沉醉的审美意味，引人遐思。“机趣”则是一种引人机警，耐人回味的审美意味。“风趣”偏于优美，它以艺术柔性愉悦人；“机趣”则偏重于滑稽、戏剧性，它以审美意蕴的扩张性愉悦人。而一个笑话是否成功，也主要取决于它的“机趣”性。本文就民间笑话的本质特征、表演特征以及民间笑话的言语幽默这三个方面来研究民间笑话的机趣论。

一、民间笑话的本质特征——适当的不和谐机制

在西方民间文学届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关于讲笑话的动机及其特征已被解释清楚了。但美国著名民俗学家艾略特·奥瑞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笑话不仅仅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目的的民间文学。他把笑话看成一种象征性的攻击方式，认为民间笑话除了服务于攻击性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而笑话这种多目的性又源于其指示对象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又源于其结构上的“适当的不和谐”，这种适当性不求逻辑的合理，只求心理的合理。[5]例如，作为民间笑话门类的机智人物故事，其中的幽默情趣来源于故事主人公的独特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有悖于常理，但按其思维逻辑又有合情合理之处，并不让人感到荒唐可笑。机智人物故事为了展示主人公的幽默感，营造作品的幽默情趣，在虚构故事情节的时候以改变现实生活的常态，善于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营造各种各样的不和谐，形成不同程度的反差，从而产生较强的幽默情趣和喜剧效果。如阿凡提描绘昏庸无知的乡约（贪官）形象时，乡约淹死了，他说：尸首一定在上游，为什么呢？阿凡提说：“他为人总是向上爬。”尸首漂向河的上游，是违背常理，不合逻辑，但却合心理。它一针见血的道出了这个小官僚的丑恶面目。

心理学家贝蒂认为，笑起源于两个或更多个因素之间存在的不适合，不一致，或是把环境或不等的部分视作统一体，并置放于一个复杂的客体中。谜语就被视为一种笑话的表达，其笑的特性就依赖于“适当的不和谐”。可奥瑞却不这样认为。奥瑞认为，谜语与笑话对“适当的不和谐”的体现方式、结构方式各异。他通过谜语与笑话这两种民间文学的差异来论证民间笑话的本质特征。他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谜语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需要人们去解决；而笑话则不同，它并不需要人们去解决。笑话的结构是开放的，结论也难以预测，答案也可以是丰富多彩的。然而谜语的答案是相对有限的。此外，笑话的答案与问题之间的恰当的不和谐需要马上得到认同。也不需要去解释，如果一经解释，就失去了笑话如期的效果，毫无可笑性可言，如果听众具备理解恰当的不和谐所需要的背景相关的知识。例如，语言学方面的、语法学方面的、音韵学方面的、形态学方面的，这个笑话将是成功的。因而，在笑话所虚构的世界里，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出现在笑话的内容里，所以，文化背景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在笑话的欣赏里是必须的，这种文化知识的共同具备是笑话共享的前提，只要通过暗示，就能心照不宣，把握住其中不言自明的信息。

当然，如果笑话讲述技巧是杜撰的、陈旧的、或者说是透明的，那么笑话中即使存在着某种恰当的不和谐，也未必会达到幽默的效果；假如笑话对其所表达的主题感情依附太重，那也会影响到笑话的讲述效果。因此，笑话的叙述者与听众一定要超然物外，仅把笑话视为休闲方式、娱乐方式，在这种欢快的笑声中，它可能具有某种特定的语意价值。然而，在某些特定讲述氛围下，人们也可能觉得讲述内容比较严肃，也有时感到愤怒不已，因为这二者都认为笑话里有一种十分严肃的主题。事实上，笑话并不只能作为一个严肃的主题，笑话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对立仅仅只是一种机制，如果固执的非要把笑话降格为一种严肃思想的表达是困难的。因为，并不是每个笑话都有潜在的思想。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单纯地判断笑话作为一种幽默形式，没有传达出任何信息，只是关于这种信息可能是什么、可能需要表达出一种什么信息这两者都不是很清晰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笑话的基本意义在于其模糊性，原因在于：

首先，笑话中的许多对立因素是基于某种适当的不和谐机制构成的，笑话的讲述和品评两者都得看重。

其次，笑话中的许多信息是不证自明的，即使有很多笑话已经过了紧缩处理，此外笑话也可能有许多其他的多种简明的陈述方法。

第三，笑话经常通过伪装的方式在对立的两者之间建立联系，事实上，其中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

第四，即便基本信息被明白地陈述出来，也不能说明其中信息是多么地严肃。

民间笑话的“适当的不和谐”又表现在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动机与效果的差异，现象和本质的脱节都有矛盾失调的因素，因而表现出民间笑话的喜剧性。例如在中国民间流传时间久远、流传范围极广的“呆女婿”[6]，她惹人发笑之处往往是故事中呆女婿违反生活常识和基本礼仪的种种行为。钟敬文先生曾将这类故事按内容分为三类：（一）拙于礼数的应付；（二）对于性行为的外行；（三）其他种种愚蠢行为[7]

1、拙于礼数的应付。这类故事表现为呆女婿总是违反传统习俗所要求的在各种场合下应该如何言行的“礼数”。比如呆女婿穿着寿衣、顶着马桶去给丈人拜寿。更多的表现为呆子总是说些不吉利的或者是不对景的话。如给岳父母祝寿时吟诗“岳父岳母圆又圆，死了一个去半边。花圈锣鼓真热闹，埋到土里看不见。”6在这类故事中是一类被称为“总是晚一步”的故事：呆子按照妻子所教的话去行动，但总是用错了场合，见着别人办喜事便哭丧，看到别人屋子里着火便道喜等等。其实这种“总是晚一步”也就是与现实世界的不和谐，所以达到喜剧性效果。

2、对于性行为的外行与迷恋。通常的情节是起初呆子根本就不懂房事，后来在妻子的指导下初试云雨，以后便对此深为迷恋。在有的故事里，呆子甚至始终不能明白这件事。他一再误解其母对他进行指导的话，到最后也不得其法。这也是通过呆子与现实世界的“不和谐”以及打破我国性的禁忌在民间流传，表现出它的喜剧性。

3、其他种种愚蠢行为。这一类主要是指呆子缺乏生活常识而做出的种种可笑行径。比如穿着湿棉袄在太阳底下晒、把布“卖”给庙里的菩萨、用十两银子买一句话、把鸡蛋倒进路边的泉水里等等。这类笑话其实也是通过呆子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来达到“不和谐”而表现出可笑性。

通过上面的三个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呆女婿言行所带来的结果总是把一切事情都弄得一团糟，一种对环境的破坏、一种对社会等级制度的破坏、一种对社会禁忌的漠视等造成的秩序的混乱，通过出人意料的结尾和开始的动机形成强烈的反差，造成一种“不和谐”，从而造成令人捧腹的强烈艺术效果。从心理学来分析，是通过对动机的暗示，有意使语义逻辑地呈现出一种发展方向，从而造成人们心理的某种设定的期待，可是这一逻辑发展突然中断了，“谜底”揭示的却是一种与设想完全不同的事实，当然这一事实对于审美主体的听话人或者是读者来说，又是没又严重的伤害性的，因此，伴随“谜底”的出现，审美的主体心理轨道突然中断，期待之舟就会变为幽默的笑。正如康德说：“笑是人们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呆女婿作为民间笑话中的一类叙事文学，之所以笑意迭出，趣味盎然，也正源于这种“不和谐”。

所以幽默作为一种游戏的种类，决不是一种严肃的表达，笑话的主要机制就是不和谐机制，所以欣赏笑话就要减少笑话的其模糊性因素，细致地分析构成不和谐的原因机制，以及构成这种不和谐原因的方式，只有这样，欣赏者与叙述者之间才有可能产生共鸣，达到理解的效果。

二、笑话讲述的情景幽默

理解一则笑话不仅仅只需要理解其适当的不和谐机制，还需要其他更多的因素。例如，笑话讲述的规则以及对文化理解的情境，对幽默表达的情景，笑话表演时互动信息的情景，表演者与听者的生活情境等等，只有把这些情境都把握好，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笑话的含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一些民俗学家提出：作为民俗学家不仅要关注民间文体，更主要的是要关注文本发展演变的全过程。这一理论最早由成果用在民间笑话的研究中，就是一个民俗学家不仅要观察一个笑话或“文本”的动机，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文本背后的人及其动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或者潜意识因素迫使某人创造、记忆、或者复述这一则笑话。也许有人立马联系到讲述者的个性。他们认为，通过笑话可以解释人们的性格特征。也有很多人认为笑话可以克服困难，消除悲剧性事件，就像格言所说的那样：“笑是最好的药物”，笑在险境中有着安全阀的作用。幽默仅仅属于那些有能力自嘲的人，弗洛伊德说：“幽默是对自我的胜利”。总之，笑话讲述还要依赖其情景化的场景，同一个笑话，在一个地方可能引起捧腹大笑，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只会引起微笑，而在第三个地方则会引起愤怒或者恶心。

笑话总是在其讲述情景中来被研究的。但是，在事实上，很少有人在笑话最重要的情景中，即会话场景中研究笑话。在会话中，笑话被置于其他的会话种类中，也就是会话的“生态系统”中。在这样的情境中，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形式，笑话的讲述只是其中之一的表演。在会话情境中，笑话的功能远远大于其他的会话种类。它以自身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其情境，反过来也影响着生活的母体。笑话因下述几种因素而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会话群体的组成结构，如性别、年龄、地位、特征以及群体规模的大小，讲述者与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因素7。

当然，理解一则笑话不仅要提供适当的不和谐，还需要其他的努力。如制造高潮句，笑话的讲述必须在显示多少信息和隐藏多少信息之间作出一个平衡，显示得太多，就不能算是表演，留给听众的想象的余地太少；相反，如果显示得太少，适当之不和谐又发觉不了。所以有些笑话很少运用词语技巧，却充分地运用了对话的高潮句。大部分的笑话都是围绕着人或者是情景来进行构造，其中高潮句又多是在对话中得以表达。对话特别适用于制造笑话的高潮句：首先，对话在具有连续特征的因果叙述中，具有爆发性和突兀性，可以打破听众的传统观念和先在预示。其次，对话创造了一个即时的场景。当这个即时的场景一消失，只能留下听众自己利用自己的解释来解释笑话的意义，所以听众的参与创造了笑话的成功。第三，一则笑话的讲述并不是讲述某事发生在某人身上，而是讲述时正发生在听众身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听众本身才是中心人物。民俗学家丹·本·阿默斯提出了笑话可能被破坏的多种方式，例如细节的过多描述可能引起影响笑话的可笑性，笑话的叙述长度也应该受到限制，而高潮句也应该浓缩，它要求听众在理解上有一个突然的转变，如果最后的表达里显得拖泥带水，这一表达就显得不突然，给人惊奇的元素也会消失殆尽。

民俗学家布克·卡奈斯提出从多个角度介入一个会话场景中的笑话的方法，他说提出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１、作为文本加以分析；２、从情感的思想介入；３、从组织特点与表演特点着手；４、文本接受；５、结构方式。

１、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相关一组笑话的一个成员，起着独一无二的文本的功能。例如笑话《六爹联句》：

乾隆年间，广东吴川县有个名叫麦为仪的人，外号剐狗六爹，以诙谐幽默闻名于乡里。

一日，到江边牧鹅。有四个乡绅见了，突然触景生“诗”。其中一位提议以鹅为题吟诗，他先吟道：“江心游来一队鹅。”

另一个乡绅吟道：“鹅公鹅母唱鹅歌。”余下的两个想了半天也无法联下去。剐狗六爹，说：“老爷们，让我来吟完这首诗吧。”

四乡绅望着牧鹅老头嘲讽道：“去去去，吆你的鹅屁股去吧！”

剐狗六爹并不理会，拉长嗓音吟道：江心游来一队鹅，鹅公鹅母唱鹅歌。两个乡绅屙了屎，还有两个屎未屙！

这个笑话在一般人那里能引起会心的微笑，但是如果到别的乡绅那里讲这个笑话，则会有含沙射影之嫌，出现反感情绪。因为，同一个文本在其他的会话场景复述中也可能引发笑声，这种复述是可能的，尤其是在会话人员组成不同时。还有，文本中的人物也是可变的，尤其是在不同的民族笑话中，情境性的考虑经常会发生这种变化的。在会话的母体中安置一则笑话会使情景化或者敏感化会话的参与者们，运用同一个人物，同样的事例引出同样的笑话。

 ２、组织特点与表演特点。表演主要是指一种交流的框架、交流的模式、交流的途径。表演特征是民间笑话会话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而在其内容研究中却往往被忽略掉了，这一特点在笑话讲述中十分重要。表演特点是一个良好的表演者所需要的,诸如时机的把握等，一个非专门的笑话讲述者所使用的内容，经常是一个放弃性的声明或者是一个谦逊化的程式，像“我不会讲述笑话”、“我从来就记不住笑话”、“我从我的朋友那里听到过这则笑话”等等。此外,比如方言的运用在一般的会话中不会使用，但可能会出现在笑话里，甚至一些语言老套也会被接受，有时方言的应用对笑话甚至是重要的。一则成功的笑话的许多表演特点与类似的叙述形式共享，比如历史轶事、个人叙述，但是笑话有着特殊的表演要求，一个会话的母体倾向于把这些特点抽取出来。表演的特点不仅对于笑话讲述的欣赏至关重要,对于演说以及表演的终结也很重要。为了达到有效会话的目的,就需要正确地运用表演的特征。既然笑话是一种非信息携带种类，就必须运用其他方法维持讲述活动，用一些成功的技巧运用于笑话讲述之中，是非常必要的。

３、情境。笑话讲述的情境即情境化被讲述的笑话,也反过来被好些笑话所情境化了,因为一种特殊文本的讲述是引发笑话变化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情境的即时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笑话讲述的时机、类型、内容及结构。但是已被讲述的笑话及在会话中业已出现的其他的材料强烈地影响了基于这一基点的即将被讲述的笑话。这是在情境中对笑话的最重要的考虑。情境本身是引发笑话连续地从讲述高手向一般讲述者过渡的最重要的机制。虽然笑话讲述也可能是作为一种修辞机制,或者是为了阐明某一观点,虽然这种使用更可能出现于独白中,但有时也会出现于会话中。

４、接受。事实上,所有内容与情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从听众的立场上加以把握。他们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将会严重影响会话的继续,通过在场会话成员对笑话的理解,以及在某一层次上的理解所引发的回应很明显将刺激或是阻扼接下来的笑话讲述。可见的积极接受的结果可以鼓励或是打击某一专门的讲述者的讲述。笑话的接受明显会影响其在随后的讲述活动中的参与意识。笑话的即时接受不仅本身是重要的,而且会制约随后的笑话参与。笑话是多价值取向的,因此经常不能在讲述者意图的方式下被完全准确地理解,一个不理解笑话的参与者可能会在同一链条上再加一节或者是打断讲述活动,要求解释笑话的含义。表演的特点显然调节了正确组织在关节点上的含义,指导接受者走向正确的结论。接受者需要明了另一领域的可能性,讲述者也要选择好文本,使用那些个可能性领域的预先的知识。情境中笑话被理解的方面是源出于对笑话的理解所产生的归属感,对笑话可笑的结尾与潜在的信息理解使得接受者与笑话讲述者和谐一致。会话中的笑话接受使得会话又快乐又无法终结,现实的情境推动笑话的参与,直至再没有笑话可讲。情境中的笑话的接受还要考虑到笑话讲述的功能。卷入会话母体中的笑话链是一个特殊的单元,讲述笑话时,其他更小的会话被迫停止,一旦笑话讲述的程式开始,就给予了听者接受的机会。笑话可能始于一组具有相同或类似主题的笑话,某一民族的笑话可能会引发另一则民族笑话,可能因为有着完全相同的套语,也可能是因为一则笑话的结构引发出随后的笑话,引发笑话母题的关联可能潜藏在过去的会话中。事实上,笑话的任何事情或笑话的任何方面都可能引发另一则笑话。

５、结构。笑话作为一种会话种类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特点，是标志笑话讲述开始与结束的标志性话语,即“边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与其他形式一样，笑话也有介绍性的程式,不过笑话有着其文化特殊性的开头。比如,在美国笑话里,有许多是“你曾听过关于……”笑话,对于套语的统一使用使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则笑话。这一开头程式非常重要,对会话的其他成员有着有趣的影响,它会阻止其他小组的会话。包含在叙述中的这一“薄膜”不同于其他现代会话种类。笑话的另一端以一条限定线作为标志,笑话的高潮处总是有着期望性的反应：笑。偶尔的情况下，文本在会话母体中的起着引发新笑话并在其他情况下引发回音,其他的会话参与者经常会提供其他的高潮性结尾,介绍性的程式是“我听到的是……”。

上述五个方面展示了在情境研究中需要不同系统的参数,由此观点看,笑话呈现的维度最接近于其事实的形式与结果。我们看到的笑话经常是片断性的,有时仅存其高潮部分,而不是发现于大部分研究中的重组的形式。我们看到一个特殊的笑话的选择可能依赖于一个关键词或一个短语甚至笑话类型的结构,而不是笑话的内容。我们并不是说笑话的非情境研究就没有价值,但是情境研究对其形式研究有着独到之处,把笑话呈现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在会话之流的生态中,笑话像特殊的细胞一样被安置于其中,随着母体而变化,从根本上改变着即时的会话情境和会话之流向与路线。俄国文学评论家安·陀·西尼亚夫斯基说:“从前发生了什么事,就编些历史歌曲或传说,同时为了同样的需要还出现过民谣,如今这项使命完全交给了笑话。”笑话对社会生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并且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民间笑话也正在渐渐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

 泼切普佐夫曾把幽默分为情景幽默与言语幽默。情景幽默的产生是基于事物的外在特征与本质特征的差异或某种场景带来的误解。而言语幽默则是因为话语参与者对某些词语的语用意义的不同理解产生的。

三、笑话讲述的言语幽默

人们对笑话故事的欣赏就是对其中幽默语言的认知，认同或过滤，而对语言的理解又是一个输入信息，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输出的过程。人们具有不同的自主性和意向性，通过心灵与世界相互作用，与外部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实际上，理解民间笑话中的幽默语言也需要从认知的基本原理出发，判断语言行为的参与者以言所指之事是否遵循了“话语合作原则”并推断话语参与者的认知假设和语境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及产生差距的原因。因此，笑话赖以产生的语言与环境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下面将从语言声调、结构、修辞、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民间笑话的言语幽默。

１、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其旋律以音节或词作为基本承载单位。主要有轻仄平去四种音调区别或改变字义，有很多同音异形词以及同形异声词在会话交流中容易引起不同的语义联想，有时甚至会产生歧义。同音异形词或者同音异义词在汉语中的应用很普遍，使用恰当可以把某种语义隐含于其中，产生一定的语用效果。如：

昔一士人，带仆挑竹李上京赴试，忽被风吹落头巾，仆曰：“帽落地。”士人嘱曰：“今说落物，没说落地，只说及地（第）。”仆如其言，将行李牢栓于担上。士曰：“仔细收拾。”仆曰：“如今就是上天去，也不会及地（第）了。”（《时尚笑谈》明，无名氏）

此例通过同音异形词“地”与“第”的妙用道出了主人的“呆”气和仆人的“傻”气。科举时代“落地（第）”是人们最忌讳的词。主人所说的“及地（第）”为一语双关，一是指“落在地上”，第二个意思是“考中”，而仆人却未能领会这一含义，主人“以言指事”在仆人那里未能得到预想的语用效果，仆人照常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说“如今就是上天去，也不会及地了”，又犯了主人的忌讳，因此产生笑料。

2、结构。汉语是象形文字，其中的许多奥妙是印欧语系的语言无法对应的。不少中国民间笑话是利用汉字结构的象形特征引发笑料的，这是其他语言文字所不能的。如：

   一蒙师只识一“川”字，见弟子呈书，如寻“传”字教之，连揭数叶，无有也，忽见“三”字，乃指而骂曰：“我到处寻你不见，你倒卧在这里！”（《笑府》，明代，冯梦龙）

“川”字与“三”字都是三笔，但其形状不同，意义不沾边，启蒙教师把“三”字误认为“川”字闹出了笑话是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形状。

汉语的句法比较松散，重意义而不求形式完整，有时标点和词序的改动可引起意义的变化，表现出幽默意义，如：

徽州人连年打官事，甚是怨恨。除夕，父子三人议曰：“明日新年，要多说吉利话，保佑来年行好运，不惹官事何如？”儿曰：“先说。”父曰：“今年好。”长子曰：“晦气少。”次子曰：“不得打官事。”写一长条贴在中堂，令人念诵，以取吉利。清早，女婿来拜年，见帖分为两句，上五下六念云：“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事。”（《笑得好》，清代，石成金）

这段笑话用的是“对比法”展开铺叙。“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事”是三句独立的祝福语，　而“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事”却成了不吉利的话。由于标点符号的位置不同，语义所产生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3修辞手法。笑话故事常通过一词多义、词的内涵意义等引人发笑。

一青盲人涉讼，自诉眼瞎。官曰：“一双青白眼如何诈瞎？”答曰：“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爷是糊涂的。”（《笑林》，明代，冯梦龙）

上例运用了“学样法”和“婉言法”这两种艺术手段，官员所说的“青白”是指眼睛黑白分明，盲者对官员的不重事实的说法十分恼怒，鉴于畏惧心理不敢直接反驳，只好借用“青白”的说法，既指眼睛黑白分明，又隐含着“清白无辜”之义；“糊涂‘一指眼睛浑浊，二指思维判断不清晰，盲者此处故意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和礼貌准则，实际上委婉的讽刺官老爷是糊涂官。

　修辞手法常用于笑话故事中，利用得当可收到出神入化的语用效果。

尝有门生两人，初放外任，同偈老师者，老师谓：“金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顶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师之言不谬，今之世不喜高帽子如老师者有几人哉！”老师大喜。既出，顾同偈者曰：“高帽已送出一顶矣。”（《笑笑录》，清代，独逸窝退士）

本段笑话运用的是隐喻法，“高帽子”在我国民间被人戏称为“阿谀奉承”。

机智巧妙的逻辑推理在幽默语言中可引人深思。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则通常按先果后因，先归纳后阐述的方式展开话语；中国人习惯于分析问题型，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或先叙述后归纳总结的形式。通常而言，层递法、引申法、归谬法、矛盾法、露底法、曲解法、对比法、诡辩法等逻辑推理法是中国民间笑话故事常用的手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结语：笑话作为一种口头文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很多地区还有专门讲笑话和幽默故事的习俗，如刚果和中美洲一些国家，都在丧事最初的悲伤之后讲笑话一类故事，以安慰死者家属，使葬礼最后兴高采烈的结束[8]。保加利亚布罗沃市每两年举行一次“讽刺幽默节”，节日里举行妙语马拉松和笑话故事[9]。近年来我国各地，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笑话也逐渐风行起来。俄国文学批评家安·陀·西尼亚夫斯基说：“从前发生了什么事，就编些历史歌谣或传说，同时为了同样的需要还出现过民谣，如今这项使命完全交给了笑话。”笑话对社会生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并且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民间笑话也开始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