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千挑万选的外语幼童走进了1963年在全国开办的外国语学校
张永彪老师快85岁了。见面时,问他喝拿铁还是卡布奇诺,他没有反应,问他latte还是cappuccino,他马上说“latte就好”。
从1963年起,张永彪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往该校附属的外国语学校,以大学英语系一年级教研组组长之材,“屈居”而任附校英语教研组组长,整整当了15年中学老师。
1963年,是中国外语教育面临重大调整的一年。
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一个小型外语教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全国学俄语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英语是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今后很长时期还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发展包括六种联合国官方语言在内的多语种。而且,外语教学要从儿童抓起,“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由此,一批千挑万选的外语幼童走进了1963年在全国开办的外国语学校。
万里挑一的海选
1963年初夏,陈珊珊从中南海附近的丰盛学校三部六年级毕业,与父母商量报考哪所初中。
母亲张茜是文艺积极分子,曾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希望女儿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父亲陈毅却说,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是创办这批外校的主要推手之一。
根据周恩来、陈毅等的批示,1963年3月,教育部发布通知,在全国筹建外国语学校。除已有的1959年开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和1960年开办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俗称白堆子外国语学校)外,决定在上海、南京、长春、广州、重庆、西安6市各新建一所外国语学校(1964年天津、武汉和杭州各新办一所),实行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贯制。原来只有高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增设初中部和小学部,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听了父亲的话,陈珊珊填报了北外附初中。
6月,崇文区天龙寺小学六年级学习尖子、大队委马志学被班主任喊去谈话。班主任告诉他,学校有一个推荐报考北外附的资格,校方希望他去考。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的马志学从未听说过什么“外附”,本来一心想报考26中,但因为老师做工作,还是不太情愿地填报了外附。
7月初,举行了北京市小升初统考,考语文和数学两门,总分200分。十几天后,马志学就得知了考试分数:199.5分(其他同学要8月下旬才知道)。同时,还收到口试通知。
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8点,北京市六个口试地点同时开放。马志学被指定去的是位于和平门外的外附本部。他到时,长龙已经排到了校门口。
口试时,考生被问及理想志向,还要当场走几步路,唱歌或朗诵。老师用多语种领读字母、单词、词组,要考生跟读。马志学记得,自己当时没能模仿出一种奇特的发音。日后他才知道,那是俄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有的大舌音。
传闻当年报考北外附的考生有好几万,张永彪的印象是一万来人。最终,该校1963年录取了小学三年级生151人、初一生160人、高一生97人。 “听说领先”
北外附位于北京宣武区南新华街2号。
北外附属于双重领导,既挂名北外,又隶属于外交部。开学典礼上,外交部教育司司长雷阳代表外交部讲话。马志学清楚地记得,他说,同学们进这所学校,以后就是要当外交官的。
入学后不久,大家便发现,几乎人人都是小学里的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一些同学的高干和名人家庭背景也逐渐流传开来。
刚开学时,实行语种混合编班,如初一(1)班由一个英语小班和一个法语小班组成。语文、代数、理化等科目是40人的大班上课,外语课是20人的小班上课,外教课则以10人一组的“小小班”为单位授课。
1964年9月,外交部任命时任总务司专员、基建处处长曾远辉兼任北外附校校长。之后,双语混编被改为按英、法、西、俄语种分班。
为了推行“环境教学法”,每一语种一座教学楼,各有自己的播音室,播放新闻、歌曲等,每天“轰炸”。凡进入教学楼,都被要求用外语交流。
教学实行“听说领先”,很少有写作课,更不要说语法了。老师要求学生模仿,背诵,直至脱口而出。
每个班都配备了两台录音机。学校还有专门的电教室,电教室里有若干间小录音室。每个同学的发音都被录下来,以此来校正发音。期中期末考试还有一对一的“口试”,作为总分的一部分。
在北外附,外语是当然的主科。有些课则被一些同学视作“副科”。
一天,由于课堂秩序不太好,一位“副科”老师“发飙”了。他用教鞭敲敲讲桌,指着黑板上方贴的八个红色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问谁能翻译一下。
教室一下安静下来,无人回答。地理老师得意地说,此句的翻译是: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全班震撼。那一节的后半堂,秩序出奇地好。
学校西南角的大礼堂期末有不同语种的文艺汇演。节目单一侧是中文,一侧是节目所用语言对应的外语名字。保留节目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进行的全体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国际歌》。
1965年3月的外语晚会节目单。供图/北外附校校友办
学校实行“一条龙”的直升,但不合格者随时淘汰。俄语班的王铁山记得,初一入学时,俄语方向有40名同学,到初三结束时只有36名,另外4名或被劝退,或被转学。
也有新同学转学而来,多来自其他城市的外国语学校。
1965年,因为父亲调动工作,张援援从西安外国语学校转入北外附,插入初三英语班。
还在他小学时,父亲就送了他一本英语读物,包的书皮上写着:送给援援的武器。父亲希望他可以掌握英语,日后在和西方打交道时熟练运用这个工具。
起初,北外附校担心他跟不上,打算让他进入初二英语班复读一年,他不服学校如此安排,坚持向学校申请仍然进入初三。陈珊珊回忆,张援援当时在班级学习很好,尤其说口语时非常自信。
张援援觉得,与西安外附相比,北外附的政治气氛更浓。周六回家前,都要听教导主任训话后才能离开。
老师们
外附的外语老师是从北外调配来的,以教大学的师资来教中小学生,可谓“大”材“小”用。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听写。一听到张永彪用他标准的伦敦音说“Let’s have a dictation”,大家就知道,听写又来了。
刚开始教这些零基础的初一英语班孩子时,张永彪需要一遍一遍地纠正他们的发音。他让每位学生都备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检查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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