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虽然也在“领袖”之列，但此时引用他们语录的文章其实不多。林彪早在1959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宣称：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是低级的，而毛泽东著作是高级的，学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在这种政治导向面前，马克思、列宁也只有退避三舍了。

　　《解放军报通讯》1970年第6期刊载的《关于如何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几点意见》指出：由于毛泽东语录是排黑体字的，所以可以不加“毛主席教导我们”之类的话，“但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录，一定要加上‘马克思说’或‘恩格斯说’……以免与前后都不加‘毛主席教导’等字样的毛主席语录相混同”。就这样，黑体字几乎成了“最高指示”的代名词。

　　语录前可以不加“毛主席教导我们”之类的话，但问题是，如果加了，这几个字是否也要用黑体呢？这个细节问题又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1967年初的“两报一刊”上，将“毛主席教导我们”等字排成黑体的做法十分常见，只有引号内的内容才用黑体字的事例也不在少数，似乎无论朝哪个方向来统一规范都不算难事。

　　可若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句式略作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全部用黑体的方式有可能显得凌乱。因为有时，这些文字着实占据不少篇幅，例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高度赞扬农民运动的兴起”，抑或“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

　　有时，这些文字的语法结构“变化多端”，例如“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又如“毛主席历来重视建设好连队，强调‘军队的基础在士兵’”。（见1967年1月20日《文汇报》，2月26日《人民日报》，1月1日、14日《解放军报》）

　　于是，1967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开始逐步为这类文字“去黑”，黑体字语录也变得更加“规范”了。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6周年的社论，只用黑体突出语录引文，这种排印方式从此占据主流。《解放军报》稍晚一些，但也从7月下旬跟进，将黑体字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引号之内。

　　“毛主席教导我们”之类的文字虽然不用黑体了，却仍是与伟大领袖相关的“严肃的政治问题”，也要受到严格限制。“文革”期间若干关于新闻写作的书籍都收录了一份题为《关于如何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几点意见》的文件，对何时使用“教导”，何时使用“指出”，何时使用“号召”，何时使用“宣告”等都做了规定。

　　仅举一例，《意见》指出：“凡引用毛主席关于揭露性的语录，前后不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等字样，而应用‘毛主席指出’等字样为宜。例如：毛主席英明指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连限制词都有如此多的清规戒律，黑体字语录的排印模式自然更加不容更改。

　　《人民日报》1967年1月24日第一版

　　黑体字语录的“尴尬事儿”

　　“文革”期间，各种文章中的语录数量令人咋舌。早在“文革”开始前，1965年12月26日，林彪就在《对修改〈解放军报〉1966年元旦社论的指示》中提出：“元旦社论《解放军报》主要是引证主席的话。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讲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今后各总部写文件发指示，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文革”初期的《解放军报》可谓风光无限，在其引领下，各大报刊的文章，无论是评论还是新闻，通常只有一种写法，即毛泽东语录加例子。“文革”后期“四人帮”控制的几个写作班子（如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等），都有专人查对语录，制作语录卡片，以备在写作过程中随时摘引。一时间，文章重要与否，论述合理与否，似乎都取决于黑体字的多少，真可谓千文一面，万人噤声。

　　当年曾一度控制全国舆论的“梁效”写作组，就发生过一件与黑体字有关的趣事。据说他们1976年批判“三株大毒草”时，将“大毒草”中一些未加引号、因而也未排成黑体字的毛泽东的话一股脑儿地纳入批判范围。一经指出，自然是狼狈不堪。当然，他们又总是有理的，错的仍然是编写“大毒草”的人，因为不加引号，不排黑体，本身就是“死不改悔”的被批判者“搞阴谋诡计”的证据。

　　这个“故事”见于杂文作家牧惠的笔下，他就此写道：“他们（指梁效）的马列主义水平，仅仅在于认识一个引号和辨别一种字体。黑体字竟有这样一种重要的用途，倒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料想不到的。”

　　“文革”时期，牧惠在《红旗》杂志社工作（后下放干校），他描绘了编辑面对黑体字语录的心态：“当编辑的，同样存在一个‘感情问题’，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最最敏锐的领域里获罪，于是，宁可删去那本来不多的作者的几段话，也不敢删掉哪怕一条与说明的问题其实无关的语录。那时又正好时兴凡经典作家的语录都排成黑体字，那结果，就是版面上黑压压的一大片。样子是颇为壮观的。”

　　前文提过的李庄后来回忆道：“1970年我在《人民日报》干校‘学习’，看到一篇社论引用毛泽东语录达全文三分之一，黑压压一大片。我犯了职业病，脱口而出：‘这样的文章，以前没有见过。’”牧惠则形象地写道：“想当年，语录就是文章的年头，整篇大批判文章，几乎全是黑体字。可以说，这类文章，使劲地抖一抖，剩下的就只有标点。”

　　黑体字语录闹出的“笑话”着实不少。作家邵燕祥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文革”期间，他有一次见到孤零零的一句黑体字，不知是什么警句，仔细端详，竟是“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不禁瞠目结舌良久。这原是列宁文中的一句引语，是列宁引述的被批判对象的话，却被误认为革命导师的教诲。

　　革命导师著书立说，写到逸兴遄飞之处，不免各种符号齐用，加之拉丁文字有大写与小写、手写体与印刷体之别，待到付梓时，便需用各种字体、符号加以区别。

　　以情况比较复杂的《列宁全集》为例，列宁在手稿中为了强调某句话或某个词，常常在其下画一条线，有时两条线，表示特别着重时甚至有画三条、四条线的，有时把一些词写成印刷体，还有整段整段画线或用印刷体写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在排版时，将画一条线的地方排成斜体字，两条线处排成斜体并加大字母间距，印刷体则排成黑体字。等到翻译成中文版，也相应地用上了仿宋体、着重号和黑体。其中俄文版用黑体处，中文版也用黑体；俄文版黑体并加大字母间距的，中文版就用黑体加着重号……

　　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虽然常有黑体字出现，却只是一种排版手段，使用黑体字的地方只是作者提醒读者多加留意的内容，非但未见得是对理论要义的重要阐释，反而可能是论敌最荒谬的观点。

　　诗人流沙河等写过一本似假还真的笑话集，其中一则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