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列之后途经长沙、南昌，9月3日到达杭州时，主席下车休息，专列停在了笕桥机场专用线待命。9月8日，完成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空军基地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夜场电影，连放两部片子，一直演到了半夜。电影放完已经是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基地的临时宿舍倒头便睡。在睡梦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忽然一下就清醒了。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在喊我。我赶忙应声起身向窗外看，原来是我们的赵队长。他小声嘱咐我说：“别开灯，快点起来，赶快带上所有东西上车。”这时，其他同志陆续也醒了，我们麻利地收拾好东西，悄悄上了列车。按主席乘车的要求，我们检查了各项工作，列车长便通知机车启动。机车启动之前我们做的准备工作，都没有惊动基地的同志，所以机车发动的轰鸣声使他们突然吃了一惊。基地的一位负责人赶紧跑过来一探究竟。还没等他开口，专列工作人员就把按规定算好的菜钱包好，顺势递到了他的手上，此时列车已经开动了。

　　专列进入杭州车站，稍作停留就出发了。我很不解：“主席从没在夜间行动过，这次为什么夜间行动？为什么停靠杭州车站时，并没有见到首长的车队，专列就开出了？”我不禁联想到老同志曾说过，以前也有过为了确保主席安全，列车在地上空跑，主席乘飞机在天上飞的情况。我猜想，这次是不是又遇到紧急情况了？但由于多年来养成的“知道不说，不知道不问”的保密习惯，我并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猜测。当天凌晨，专列停在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用线上。列车在那里停了一天一夜，直到10日中午才由绍兴返回杭州。下午，主席上了车，专列随即出发，并于当晚到达上海。专列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主席没有下车。第二天，主席静悄悄地休息了一天。11日的上午，王洪文和许世友来到了主席的专列上。后来，我从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得知，这一天的时间是在等许世友，他到靠近大别山的军垦农场去了。主席为此批评许世友说：“一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今后这样的情况要注意。”然后主席又和他们谈了庐山会议的问题。没过多长时间，王洪文和许世友就下车了。

　　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列车上正在开饭。张耀祠从主席车上走过来，通知我们马上开车。列车工作人员赶紧放下碗筷，各就各位。过了几分钟，张耀祠又来问：“车为什么还没开？”列车的领导说，已经和铁道部联系了，路局、分局接到行车命令后线路才能开通。张耀祠焦急地说：“主席要求马上开车，一切听主席指挥。”

　　遵照主席的指示，前驱车首先开动了。按照常规，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前驱列车要开出一个区间，主席乘坐的本务列车才能启动，两列车之间必须间隔十几分钟的距离。可这次前驱和本务列车几乎同时启动，只有采取前驱列车提速，本务列车慢慢开动的办法，在运行中拉开距离。列车开动以后，速度越来越快，车厢内晃动得厉害。主席身边的服务员反映，主席桌上的书都掉地上了。机务段段长找到列车领导说，这样开法，司机很担心，怕保证不了列车的运行安全。列车领导回答说，一切听从首长安排，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确保安全。最终，专列于傍晚安全到达南京车站。当列车工作人员告诉主席列车提前了10分钟到达时，主席说：“早10分钟也好啊。”当时，我们并不理解这10 分钟的重要意义。

　　在南京，许世友已在车站等候了。然而列车只停留了15分钟就又开动了，主席并没下车，也没让许世友上车。之后，专列又先后途经蚌埠、徐州、济南、德州和天津西站，这期间主席也没有召见任何地方首长。经过连续两天的运行，专列在12日中午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可令人更为不解的是，专列没有马上驶进北京站，而是停到了一个专用线上。我们对这个地方很陌生，一问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兵站。一些首长从北京过来，到主席列车上待了两个多小时后，列车才驶进北京站。

　　专列乘务人员每完成一次主席外出任务后，一般都会休息两天。吃过晚饭，家在北京的同志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通知，要求全体人员一级待命。从9月13日开始，一直到9月底，大家吃住都在列车上。9月28日，专运处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党委书记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当听到林彪企图谋害主席时，我的头皮一阵发紧。后来随着林彪事件的真相逐步公之于众，我才知道那一次的南巡是何其惊心动魄。

　　从揭露的材料看，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了在毛主席南巡时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他们策划了多种方案：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就炸毁机场油库，再以救火的名义趁机谋害毛主席；如果行不通，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在专列行进的途中通过炸毁铁路桥梁，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或者高射炮平射，炸毁主席专列。

　　由于毛主席的高度警觉和敏锐，他打破了常规，指挥专列提前行动，彻底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计划，带领着我们冲出了死亡线。

　　最后的背影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没有离京。直到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又一次离开北京，开始了历时9个月的旅途。其间，毛主席在家乡湖南住的时间最久，长达114天。毛主席这次外出主要是养病，但是“四人帮”的干扰却一天也没停下。

　　1975年1月的一天，专列领导接到通知，江青到了长沙，要我们做好江青用车的准备工作。听老同志们说，自60年代以来，主席从来没和江青一起外出过，但一直有一辆备用车和主席的公务车挂在一起。只要江青用车，我们就稍作调整，临时安排工作人员。我也听说，主席和江青的关系并不和谐，不愿意同她一起生活。江青的突然到来让我觉得，可能是主席岁数大了，江青对主席的身体也格外关心了吧。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有关材料里得知，事情并非是我想的那样。

　　江青因为对邓小平复出不满，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多次要求见毛主席，打算告周总理和邓小平的状，却遭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此时，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刚开完，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理政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邓小平也开始代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对这个结果感到格外沮丧。因此，江青不顾主席“不要来看我”的指示，独自坐飞机到了长沙。主席随后见了江青，又重复了此前在信中批评她的意见：“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这让江青无功而返，我们最终也没能看到主席和江青同乘一趟列车出行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