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出售，是从1966年12月16日开始的。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将总政版语录予以再版，在全国公开发行，并将语录“前言”改为“再版前言”，对原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改署“林彪”个人的名字。

　　之后，人民出版社于1969年2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当时称为“三合一本”），由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其中的《毛主席语录》是再版的总政版语录。此书为128开袖珍本，红塑套装，这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小的开本。

　　从1964年5月到70年代末，《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共正式出版的汉文版有80余种，少数民族文版40余种，世界语版1种，盲文版7种，外文版近百种。如此密集和大规模的印制出版《毛主席语录》，这在世界图书出版史上是罕见的，其覆盖面之广大、影响之深远，也是史无前例的。

　　《毛主席语录》学习过程中的庸俗化和私编乱印

　　“文革”之初，每逢召开会议或群众集会，人们无不挥动语录，在带领者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三呼“万寿无疆”，在带领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后三呼“永远健康”。林彪凡公开露面，也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当年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对领袖的敬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那时7亿中国人，每人至少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人们学习它、背诵它，并且以背诵得多为荣耀。许多人能够从头背到尾，甚至不懂事的孩子和不识字的乡村老人都能背诵。《毛主席语录》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连农村也不例外。有个生产队有本“记分簿”，在一个社员的名字下写着“背《毛主席语录》漏2字，扣2分”。“文革”开始不久，刘少奇就受到错误批判。1967年3月，陈伯达、康生等人向毛泽东请示要求修改《毛泽东选集》中的某些人名和注释，特别是删掉有关刘少奇的内容。毛泽东答复：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毛泽东作出六点指示，其中最后一点为：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的布置，对毛泽东著作中需作改动的部分提出处理办法，通知全国租型出版单位执行。

　　当时，《毛主席语录》多以公费购买为主，或以会议文件及奖品形式免费发放给个人。“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还作为礼品相互赠送，甚至有人在子女结婚时，将语录作为非常珍贵的陪送“嫁妆”送与子女。因此，社会上对《毛主席语录》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语录一再被加印和翻印也就不可避免。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制，一度造成了国内纸张和塑料（制作语录皮用）等物资的紧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就达到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文革”前16年的用纸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这个数字仅是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用纸量的统计数字，不包括“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私自编印和翻印的毛泽东著作的用纸数量。

　　周恩来严厉督促收缴私自印制的《毛主席语录》

　　为了贯彻毛泽东“对外宣传予以改革”的意见，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

　　1970年9月2日，周恩来针对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句语录，对新华社军管组负责人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年、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选编、战士出版社印行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而来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

　　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军委办事组很快从解放军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人员，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仅北京市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在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达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未经中央批准乱编乱印毛泽东著作的问题又一次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行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来当即指示：“‘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从此，《毛主席语录》在各个书店的门市部中逐渐消失，风行中国十几年的“语录热”才告一段落。

　　（作者柏钦水，红色收藏家，毛泽东著作版本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获得者。）